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融合之路——基于10省85村1 143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是不同历史阶段下的战略任务。二者在历史渊源、出场逻辑、科学内涵、推进思路上存在差异,但都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作的制度安排,在战略愿景、服务诉求、参与主体、实践路径上具有同一性,共同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实现。一方面脱贫攻坚为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基础、物质基础、舆论基础和模式借鉴,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范返贫风险和解决2020年后的贫困问题提供长效保障。当前中国正处于脱贫攻坚收官之战与乡村振兴稳步实施的政策交汇期,探索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融合推进之路具有战略紧迫性和历史必然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已实现初步互动,但实现两大战略的良性互动仍需进一步优化联动机制、筑牢产业发展根基、提高乡村治理与生态文明水平、引领文化风尚、推动共同富裕,使西部地区在新时代新一轮的大开发中展现更大作为。     

祛魅与重塑——论新世纪西部长篇小说的历史书写

新世纪以来,在全国文坛历史题材的书写热潮中,西部边地的历史也成为作家书写和关注的重点。西部作家将具有无名性、个人化肌理的小写的历史,放置在具有共名特质的大写的历史长河中,让纵横捭阖的西部人物、家族历史的立体书写与绚烂多彩的西部文化、区域历史交相辉映。在对个人史、家族史、区域史等小历史的细致、生动和丰润的凸显中,西部历史小说拥有了一种波澜壮阔、深邃宏大的史诗性品格。西部作家多元化、多角度的历史书写,表达了他们重铸一个国家历史、民族历史的情感与愿景,传达出温暖的人性,体现正义与尊严的力量,让历史的光芒烛照现实,展现了文学的救赎功能。     

回流农民农业经营职业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在甘肃、湖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回流农民农业经营决策和新型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回流农民是否从事农业经营和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受到个人禀赋、农业信息感知和乡土情结的影响。个人禀赋的影响表现为:教育程度较高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低;有培训经历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高;农业信息感知的影响表现为:惠农政策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大,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也越大;农业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低;支农举措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越大;乡土情结的影响表现为:有土地流入经历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爱农情结越深的回流农民越容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建议从改善农业经营金融扶持与农业保险体系、强化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业信息传播效果和激发回流农民乡土情结四个方面入手,吸引更多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培育更多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政策、动力与实现机制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必由之路,而探讨以合作社为载体的农村内生性产业融合模式,对于提升农业产出效率、繁荣农村经济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合作社带动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梳理发现,合作社依次经历了初期起步及产业破壁阶段、快速发展与农业产业化阶段、发展壮大与带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阶段。在具体实践中,农业多功能开发、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经济良性循环、跨界经营等需求都对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提供了现实动力,合作社也展现出了资源整合、社会服务和公信力增强等优势,并探索形成了农业内部技术融合、纵向一体化经营融合、现代农业与旅游业融合、农业生态旅游和文化创意产业融合模式。针对目前合作社所面临的规模小、资金少、创意不足等问题,建议从鼓励合作社向综合和联合方向发展、改善合作社融资渠道、挖掘当地特色文化等方面着手构建合作社带动农村产业融合的实现机制。     

重大疫情下的农村封闭式治理：情境、过程与结果——基于桂中H村的调研分析

小农户分为纯小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兼业户和非农农户四种类型,乡村振兴视角下探索分化小农户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尤为重要。混合型发展基于高度分化和异质化的小农户群体特征,分别采用转型之路、多元之路、特色之路和选择之路,统筹推进四类小农户实现分型发展,综合推进小农户嵌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引导小农户积极融入业态培育和产业培育当中,助力农业农村新旧动能实现平稳转换。     

“镇改市”过程中的制约因素与改革进路

“镇改市”是我国基层行政体制改革的试验,也是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对基层行政区划改革做出的有益尝试。以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空间格局为目标指向,通过激活中小城市的发展“命脉”,改变单纯依靠经济推动乡镇发展的路径依赖,实现“农民城”向新型城镇的跨越,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探索。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缺位的行政规划设计、有限的乡镇管理能力、被异化的政绩观念、社会组织发育不成熟以及市民文化普及不到位等,对“镇改市”的推进造成一定程度的制约,成为“镇改市”过程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问题的化解离不开政策的引导、技术的支持和法治的保障,这三个维度相互联系、缺一不可,共同为“镇改市”改革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的有效保护

当前在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主要表现为:流转价格偏低,固定不变;流转收益分配不合理;土地的农业用途被改变;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被侵犯等。其原因主要为:农村土地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民权益保护相关制度不完善;基层政府对土地流转的不当干预;土地流转市场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为了加强对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权益的保护,需要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规定农村集体土地归行政村一级农民集体所有,并完善相关制度;减少乡镇府的不当干预,强化乡镇政府对土地流转的指导与监管;培育县、乡两级土地流转市场化服务环境等。     

乡村建设对精准脱贫户生计可持续的影响

基于可持续性和脆弱性双重视角,采用跨层线性模型从家庭层面和村级层面综合探讨影响精准脱贫户家庭生计可持续的关键因素,并明确了两个层级之间内在的效应联系。结果表明,贫困户脱贫退出后的生计平稳有赖于自身五类生计资本的优化及生计风险的降低,而当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提升皆有助于促进脱贫家庭生计资本增殖并降低风险脆弱性,从而保障脱贫效果的持久性,其中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精准脱贫户生计稳定作用尤为显著。因此,应将加快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乡村振兴和相对贫困治理的核心契合点。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公民道德建设

加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前提条件、“生态宜居”的有效举措、“乡风文明”的关键环节、“治理有效”的核心所在和“生活富裕”的基础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个体的崛起在增进广大农民现代性意识、促使农民群众走出传统的同时,也给农民的精神世界和道德认知带来新的挑战,农民的价值判断趋于多元、公共精神趋于式微、集体观念趋于弱化,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农村公民道德建设面临着多元整合困境、公共性培育困境、价值取向困境和组织保障困境。新时代,应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农民,增进农民的价值共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作用,培育农民的公共精神,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社会基础;以乡村文化构筑新型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塑农民的集体主义意识,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文化基础;以提升组织力为主要目标,激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活力,夯实农村公民道德建设的组织基础。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